读书识小录17
2018-09-24 22:27
    

读书识小录17

1.网上流传一种说法: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网上还有以下说法:钱穆,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梁漱溟,最后一个士大夫;金庸,中国最后的士大夫……

我认为称汪曾祺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甚为荒诞。此说始作俑者为谁,我没有查考出来,我不知道始作俑者出于何种理由如此称呼汪曾祺,网上有人说:“汪曾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倒不是因为他家世显赫,而是赞美他的宁静淡泊,不慕名利,还有对生活的热爱。说汪曾祺宁静淡泊,不慕名利,热爱生活倒也没错,但这与士大夫何干?按这个逻辑,我可以称鲁迅为“最后一个将军”,因为鲁迅富有战斗精神,勇敢无畏;我可以称沈从文为“最后一个女人”,因为沈从文细腻敏感;我可以称钱钟书为“最后一位相声大师”,因为钱钟书幽默风趣,让人喷饭……

汪曾祺身上最迷人的是他的平民气息,人间烟火气。以食物为例,他喜欢写的不是山珍海味,不是满汉全席,而是萝卜、豆腐、鸭蛋、炒米、芥菜、马齿苋等平民食物。

有一个时期,有些人喜欢给别人扣各种坏帽子。现在,有些人喜欢胡乱给名人戴不合适的高帽子。

 

2. 重温鲁迅的《且介亭杂文》。想到一个问题:当代写杂文者众,可让人百读不厌的佳作寥寥。想起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讽刺小说、谴责小说和黑幕小说的不同评价,那些评点可以借用过来:鲁迅的杂文乃讽刺文学的上品,“秉持公心,指擿时弊……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当代杂文大多“虽命意在于匡世……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其下者“以抉摘社会弊恶自命……而甚不逮,徒作谯呵之文,转无感人之力”,最下者“有谩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

 

3.周作人说:“从前有人说过,自己的书斋不可给人家看见,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这话是颇有几分道理的,一个人做文章,说好听话,都并不难.只一看他所读的书,至少便掂出一点斤两来了。(《书房一角》)

 

4.重读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一个革命者被囚禁在敌人的狱中,随时会被拉出去处决,而他对未来仍有无限美好之憧憬。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伟大啊!革命者参加革命,不是因为他被忽悠,他狂热,而是因为他有一副热心肠和佛陀一样的大悲悯精神,对现实的苦难看不下去,想奋力改变,想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所以才去革命。革命者活着时,要流血牺牲,死后往往还要经受人渣们的污蔑,而他们无怨无悔。

 

 5.重读《呼兰河传》。我读小学时,课文里有《火烧云》,出自本书第一章;现在的小学课文中有《祖父的园子》,出自本书第三章,都是很美的文字。第二章写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等民俗,颇有汪曾祺的味道,也让我忆起不少往事。第五章写小团圆媳妇之死,善良中的愚昧、平静中的残忍,不忍卒读。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写道:《呼兰河传》以更加成熟的艺术笔触,写出作者记忆中的家乡,一个北方小城真的单调的美丽、人民的善良与愚昧。……她创造出一种介于小说与散文及诗之间的新型小说样式,自由地出入于现时与回忆、现实与梦幻、成年与童年之间,善于捕捉人、景的细节,并融进作者强烈的感情气质,风格明丽、凄婉,又内含英武之气。

 

6.罗素的书我买过五六种,认真读过的只有《西方哲学史(下卷)》。晚上从书架上翻出《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读,这书不故弄玄虚,不缠缠绕绕,直击要害,明晰畅达,逻辑严密,还时不时来点幽默,真是好看。

第十三篇《上帝的存在——罗素与耶稣会科普尔斯顿神甫的辩论》,让我第一次见识了真正的辩论,不是吵架,不是语言游戏。双方先通过讨论明确所使用的概念的内涵,界定其外延,然后按照逻辑和事实一步一步向前推进,双方有分歧时也是先界定概念,然后讨论彼此使用的逻辑本身的合理性,讨论彼此提供的事实的可靠性。俩人都很有涵养,都没随意打断对方的论述,让对方的论证得以充分展开,同时也能敏锐地发现对方的逻辑盲点和事实缺漏。——简直太精彩了!此前,我见过听过读过的所谓辩论,其实是吵架,是相互谩骂,是语言游戏。

附录是《伯特兰·罗素是如何被阻止在纽约市立学院任教的》,1940年,纽约市立学院理事会全票通过聘任罗素为哲学教授的决定,消息一传出,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因为罗素不是基督徒,所以教会、民主党政客和赫斯特报系竞相诽谤罗素,反对聘任罗素,甚至要求驱逐或逮捕罗素。 ​​​​

 

7.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是白先勇最早的一批小说结集而成,比《台北人》略有逊色,但已充分显露了他的创作天才。白先勇的小说打开了所有感官:眼、耳、鼻、舌、身、意,有声有色有味。最好的篇目是《玉卿嫂》,噩梦似的“冤孽式的爱情”让人战栗。《那晚的月光》让我想起鲁迅的《伤逝》,浪漫过后的琐碎无奈,贫贱夫妻百事哀。

书后附有两则评论:欧阳子的《白先勇的小说》和夏志清的《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说》,皆别具只眼,洞烛幽微。欧文说:“身为一个男人,白先勇对一般女人心理,具有深切了解。他写女人,远比写男人,更细腻,更生动。”夏文说:“白先勇的同性恋倾向,我们尽可当它是一种病态看待,但这种病态正是使他对人生、对男女的性爱有独特深刻看法的一个条件。” 两语惊醒梦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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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走偏锋的高手郭初阳 ——读《颠狂与谨守——郭初阳课堂实录Ⅱ》
2017-08-31 23:04
    

剑走偏锋的高手郭初阳

       ——读《颠狂与谨守——郭初阳课堂实录Ⅱ》


武侠小说里,有一类人,身手不凡却不被名门正派所认可,因为他们不尊祖法,不从师命,不循常规,常剑走偏锋,故被正派人士看作是歪门邪道,以为不足道也,我却偏爱他们洒脱的性格、不羁的言行。名门正派出身的高手,根柢深厚,一招一式都渊源有自,自是难得,运用得好,可所向无敌。《天龙八部》中,在聚贤庄,乔峰用一套常见的“太祖长拳”大战群雄,不落下风。但他们靠的是浑厚的功力,而招式往往在我预想之中,没有意料之外的东西;剑走偏锋者却往往从你意料不到的角度斜斜地刺出一剑,让被刺者魂飞魄散,让观者击掌叫绝。

在我看来,语文教育界也是个武林,有很多门派,各大门派各有独门绝技。魏书生、于漪、钱梦龙等前辈,是少林、武当的高手名宿,深孚众望。而后起之秀的郭初阳则是令狐冲,是杨过,名满天下,谤亦随之。我尊敬前者,亲近后者。

初识得郭初阳,是多年前在网上看他教冯骥才的散文《珍珠鸟》的课堂录像,一个瘦瘦的中年男人,戴眼镜,江南口音的普通话不高不低,不疾不徐,给人温柔敦厚之感。刚开始我不以为意,听完后,惊呼意外,我们通常把文末最后一句“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当成文章的主题,而郭初阳则敏锐地意识到“笼子”的重要性,他认为:“《珍珠鸟》中作者的沾沾自喜与津津乐道,实有‘欣赏囚禁’的嫌疑。”“视囚禁事实不见,反而美化这种生存状态,以为有了吊兰与些微阳光的笼子,就不再是笼子。”他的结论我记住了,他,我也记住了。

郭初阳极具颠覆性的课堂教学在吸引了不少拥趸的同时,也引来了一众人的炮轰,在掌声和隆隆炮声中郭初阳成名了。

后来买得他的课堂实录,细细阅读,受益匪浅。第一本《言说抵抗沉默》,郭初阳走得很远,也许是因为他太希望打破传统语文教学的桎梏,以致矫枉过正;第二本《颠狂与谨守》如书名所言,郭初阳有所回归,尽力在谨守与癫狂之间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本书除了收录郭初阳的课堂实录外,还附有语文教育专家和一线教师的相关评论,或赞或批,往往鞭辟入里,思想火花时现,给人启发。

我认为在《颠狂与谨守》中,除了注重思想冲击力之外,他的课有以下五个特点:尊重原文,容量大,选取的角度巧妙,以简驭繁,注重同学们的参与。

尊重原文。郭初阳说自己是个偏执的原文主义者。教材编者出于种种考量,会对入选教材的文章做删节或修改。郭初阳对擅改原文深恶痛绝,他认为篇幅所限,删节或有道理,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擅做修改,要尊重作者的原始文本。在教授《套中人》和《鸟的天堂》时,郭初阳都对原文和修改后的文本做了比较剖析,尤其是《套中人》,郭初阳更是借此提炼出了一个重要的主题——权力与阉割,与小说内容相互生发,让人拍案叫绝。教《鸟的天堂》,郭初阳让学生比较课文与原文的语言,给出了四组词语,让学生仔细揣摩品味,到底哪一个更好。这种咬文嚼字让同学们更深切地体味到好的语言的魅力。

容量大。郭初阳会给学生提供大量相关素材。有人认为应该摒弃课外材料的辅助,以文解文,只做文本细读,我当然认同,事实上,包括我在内,大家也都是遵此行事。但从文本出发,不等于止于文本,我觉得有能力的话,给学生提供大量素材,让各种材料相互激荡、补充、纠缠、生发,打破学生的思维定势和固有观念,亦未尝不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高手那里,摘花飞叶,皆可伤人。选择什么素材,以什么方式呈现给学生,是对教师的考验。选择好的素材,意味着教师阅读面广,判断能力和品鉴能力强。这些材料郭初阳有的是提前印发给同学,有的是课上读给同学,有的是课堂教学中的灵光一闪,没有一定之规,全看教学之需。郭初阳阅读量极大,他总能找到合适的材料,比如教安徒生的《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他提供了选自《新民晚报》、阿马蒂亚·森的《伦理学与经济学》、安徒生的《我的一生》、房龙的《天才的故事》、《新约》的七则材料,这些材料在课堂教学中都得到了合理的使用。

选取的角度巧妙。比如教《套中人》,他提供给学生《套中人》被删节的段落,拒绝阉割文本,从文本内容与文本被阉割的现实的诡异微妙的矛盾中,读出了很多意味深长的东西。再比如教顾城的《远与近》,一个教学环节是:通过一个恰当的几何图形,明确诗中三个意象之间的关系,这一设计让人觉得真是巧妙。

以简驭繁。郭初阳的课堂容量极大,但教学环节很简洁。郭初阳教顾城的诗《远和近》,印发的诗歌没有给出标题。其教学过程只有三个环节:第一,朗读并背诵本诗;第二,选择一个图形,明确诗歌中三个意象之间的关系;第三,给诗歌拟标题。三个环节,简洁明快,环环相扣。教里尔克的诗《沉重的时刻》,郭初阳让学生们读、背了13遍,然后让学生提出一个你认为最值得探讨的问题。教《弟子规·入则孝》,除了诵读外,郭初阳希望同学思考以下问题:如果我是父母,我最希望孩子记住的六个字是(   ),因为(   )。如果我是父母,我最希望为孩子删去的六个字是(   ),因为(   )。或者我愿意自己动手修改一下,把这六个字改成(   )。简简单单,干干净净,恰合古人“大巧若拙”之语,郭初阳不追求那些花拳绣腿的形式上的东西,那些东西有观赏性,也让一些人喜欢,但没有力量,郭初阳选择直击要害,毕竟废铜百万,不如寸铁杀人。

注重同学们的参与。郭初阳教授顾城的《远与近》,三个环节都需要学生参与进来,不是老师唱独角戏。这种互动不是做样子,是真正的互动,因为学生必须真正地思考,讨论,发言。郭初阳照顾到每一个同学,争取让每一个同学都有平等发言的机会,而不是只让几个活跃的同学发言,其他同学当听众。再有,教授《雷雨》选段时,郭初阳让大家演出,后来同学回忆说:短短半幕的《雷雨》节选,整整一周的课时,其间却没有在教室里上过半节课语文课,同学们无不在紧锣密鼓地串词、走台、讨论、排练。这当真可被称为全民运动,每一个同学都参与其中。”“其中最难的,莫过于对剧本的把握和人物的分析。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语言习惯,又基本都是初登舞台,因而任何一句台词的语气、感情都能引起演员们的争论。人物究竟何时上下,又何时举手投足,是柔弱还是坚强,每个人都在用心体会着。我想,这样的课学生们该是终身难忘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郭初阳的课堂完美无缺。在书中,对郭初阳上的《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他的朋友范美忠尖锐地批评道:“理性分析太多而心灵的直观感受不足;往往只进行概念解析而对丰富的细节关注不够;对文本内容层面关注过多而对技术层面关注不够;教师的诠释过多而学生的个体感受和理解不够;问答式交流太多而对话式交流不够。”对郭初阳上的《弟子规·入则孝》,张良朋也坦率地表达了四点不同意见。

以上内容浮光掠影,拉杂写来,挂一漏万。总之,江湖上,名门正派占主流,热热闹闹,赫赫扬扬,这理所应当,但缺了杨过、令狐冲,总让人觉得有些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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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识小录16
2017-02-26 11:03
    

读书识小录16

1.张定浩在《钱钟书和当代文学批评》中说:一个人看到的越少,越不够周全,就越容易下判断,一个人越快下判断,能进一步看到的东西也就越少。

 

2.《史记》是原典,是源,由《史记》可衍生出无数的作品,评注的、解读的、演绎的、索隐的,这些都是流。与其读那些二三手读物,不如直接去读《史记》。    

 

3.读《史记》,常见夷三族等字样,平均下来,每页得有一个。简单三个字背后,是少则几十条,多则几百上千条人命。 不敢多想,一想,眼前就出现血流成的河,血汇成的海。

 

4.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共六谈,分别是缘起、世界眼光、民族意识、文化角度、艺术思维和方法,给人不少启发。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王瑶先生当初提出批评:为什么不提左翼文学、第三世界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王瑶先生的批评一针见血,钱、黄、陈有些矫枉过正了。左翼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可或缺;缺了这两者,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学图景是残缺的。

5070年代,在文学史书写中,左翼文学,以及其变种社会主义文学一家独大。文革后,情况颠倒过来,一些人轻视、无视左翼文学。新世纪以来,学界重估左翼文学,给左翼文学以应有的地位。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否定之否定。

陈平原:要谈中国人的宗教意识,当然必须 佛、道并举。可有趣的是,在20世纪的中国,谈佛教的散文小品甚多,而谈道教的则少得可怜。尽管放宽了尺度,仍然所得无几。弘法的不说,单是写宗教徒的,前者有追忆八指头陀、曼殊法师和弘一法师的若干好文章,后者则空空如也。20世纪的中国文人何其厚佛而薄道!

陈平原:如果旧的概念、旧的理论模式已经没有多少生产能力了,在它的范围内至多补充一些材料、一些细节,很难再有什么新的发现了,那么就会要求突破,创建新的概念,新的模式。

 

5.李敖的《北京法源寺》讲究无一字无来历,其实是一部披着小说外衣的历史论著。李敖借小说人物之口大发议论,滔滔不绝,小说人物没有自己的灵魂,自己的声音,自己的个性,他们只是李敖的传声筒,所以这部书实在算不得小说。不过李敖的议论还是颇为精彩的,大开大阖,气势十足,时有洞见,值得一读。小说中考据亦颇多。

 

6.李敖:“第一流的人举世无双,可惜的是,他的生命同凡夫俗子一样,也并不比他们长。他没有时间可以像凡夫俗子一样的浪费,他要以并不长的生命,完成许许多多第一流的事。 所以,他不能过凡夫俗子的生活,不能在人生的许多事情上,做凡夫俗子的反应。为了完成第一流的事,他必须放弃或减少凡夫俗子的快乐、交游、娱乐、爱恨、争执、答辩与澄清。”

1990年,人到中年的李敖在日记中调整自己的工作时间如下:

一、七点前起

二、九点到一点半  写四小时运动半小时 

三、五点到七点  写二小时 

四、七点到九点  在家晚饭

五、九点到一点  写四小时     

李敖一生著书百余部,时间哪来的?看时间表可知。别人只看到李敖潇洒玩世的一面,不知李敖孜孜矻矻的另一面。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7.冯骥才的短篇小说《炮打双灯》,讲到了老年间天津静海制作和售卖鞭炮的事,遂忆起老家二十来年前的旧事来。鞭炮,老家人称之为炮仗,音近爆仗。一进腊月,集市上就陆陆续续出现满载炮仗的拖拉机,少则两三辆,多则七八辆,拖拉机用厚被子蒙住,防止火星子溅上去,引燃炮仗。摊主不是吆喝,而是各用长竹竿挑一挂炮仗,站在车头上燃放,只见一道道电光闪过,平地响起一声声雷。有的大炮仗,响起来地都在抖。腊月里,炮仗声此起彼伏,近处自是震耳欲聋,几里外,甚至十几里外,亦可清晰入耳。有一年,火星子落进车里,拖拉机自是炸得粉碎,人也伤亡了一些,自此,这等事才烟消云散。

 

8.读汪曾祺写于1962年的短篇小说《看水》,我忆起少年时代看水的往事来。所谓看水,是指干旱无雨时,需要从远处的水库调水来浇地,水是村人集资向水库方购买的,水流一路上经过很多村庄,本村需要派人沿水渠来回巡看,防止水被沿途的村子截留,还要及时发现和修补漏水处。

 

9.为什么是秋波而不是春波夏波?秋天的水波清澈与中国的独特气候有关。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古代主流文化所在的中原地区,秋天的河水、湖水甚至于海水都比其他季节清澈,原因是中国是典型的季风气候,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雨热同季。夏季河流进入丰水期,也进入洪水期,这时河水主要靠汇集到河中的雨水来补充,泥沙俱下,河水浑。到了秋季,降水减少,河流进入枯水期,河水主要靠地下水或冰川融水来补充,这时河水中的泥沙含量减少,变得透亮清澈。而春季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积雪融化,河流会有春讯发生,这时的河水不如秋季清澈,因此用秋水、秋波来形容美女的眼睛和目光是形象贴切的,用春水和夏水显然不妥。(《中国国家地理》2010年第11期)

 

10.重温《金牧场》,想起曹文轩的话:“张承志的生命只在黄河的巨浪中,在大坂的攀登中,在金牧场的寻找中,在宗教战争的血泊中,在辽阔无涯的草原上,在辚辚作响的战车上,在向苍茫疾驱的马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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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读钱穆的《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
2017-02-13 13:00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读钱穆的《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

                     

史学家钱穆八十余岁时,回首前尘往事,撰《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一书。其平生师友,既有大名鼎鼎之吕思勉、陈寅恪等,亦有名不见经传之屠元博、童伯章等,诸人皆纤毫毕现,个性鲜明。书中还讲述了不少或家喻户晓或鲜为人知的学界掌故。数年前曾一阅,得到不少乐趣。今岁长夏无事,又从书架上翻出此书细细品读,忽觉此书也是一部教育佳作,不逊于那些打着教育专著旗号的皇皇大作。读完后,我将涉及教育——尤其是语文教育——的内容一一誊抄下来,整理成了读书笔记。因内容太多,故在此只摘取其中有代表性的三方面内容,分别为教师的职业素养、阅读教学和作文教学,略加点评,以飨同好。

先说说教师的职业素养。教师的职业素养极端重要,它对学生有莫大的影响。学者潘光旦在代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起草的名文《大学一解》中,提出了“从游”的说法,他写道:“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教师与学生朝夕相处,学识渊博、道德高尚的教师往往会成为校园中永恒的风景,学生会发自内心地敬仰他们,不约而同地效仿他们。

钱穆从幼及壮,乃至渐入老境,一直勤读书,好读书,善读书。他小学读《水浒传》(尤其是金圣叹的批注),读林纾译的《天方夜谭》,读韩愈,读魏晋南北朝小赋……中学读谭嗣同的《仁学》,读《求阙斋记》,读《曾文正公家训》……中学毕业后,钱穆没再上学,但他坚持自学,博览群书,以史学为主轴,兼及古典文献学、文学、哲学等学科,贯通古今。他读《群学肄言》《文史通义》、夏曾佑版《中国历史教科书》……,时时吟诵《孟子》《昭明文选》……钱穆能从一个中学毕业生,成为一代学术大家,绝不是偶然的。

用今天的观点看,钱穆是一个学习型、创造型、学者型的教师,所以后来他能胜任从小学到博士班的各级各类教学工作。有人误以为出了大学校门,来到中学,就可以只输出,不吸收。那是大错特错,那样只能成为一个教书匠。教师一定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

接下来谈阅读教学。

倩朔师又兼任初级小学第一年之国文课,余亦在班从读。嗣升二年级,师亦随升。一日,出题曰鹬蚌相争。作文课常在周末星期六土曜日之下午。星期一月曜日之晨,余初入校门,即见余上星期六所为文已贴教室外墙上,诸同学围观。余文约得四百字,师评云:此故事本在战国时,苏代以此讽喻东方诸国。惟教科书中未言明出处。今该生即能以战国事作比,可谓妙得题旨。又篇末余结语云:若鹬不啄蚌,蚌亦不钳鹬。故罪在鹬,而不在蚌。倩朔师评云:结语尤如老吏断狱。余因此文遂得升一级上课。倩朔师并奖余太平天国野史一部两册,乃当时春冰室主人所撰。余生平爱读史书,竟体自首至尾通读者,此书其首也。(第47页)

一日,某同学问,钱某近作一文,开首即用呜呼二字,而师倍加称赏,何也。顾师言:汝何善忘,欧阳修《新五代史》诸序论,不皆以呜呼二字开始乎。诸同学因向余揶揄言,汝作文乃能学欧阳修。顾师庄语曰:汝等莫轻作戏谑,此生他日有进,当能学韩愈。余骤闻震撼,自此遂心存韩愈其人。入中学后,一意诵韩集。余之正式知有学问,自顾师此一语始。(第49页)

对学生取得的进步要不吝赞语,要点评到位。教师不经意的一句话可能会对学生有很大的触动,也许会让学生从此爱读书,也许会让学生从此厌学,能不慎乎?

读写互动,指向写作。钱穆读欧阳修文后,能在文章中贴切地使用“呜呼”二字,真是活学活用的典范。而顾老师特意拈出此点,“倍加称赏”,可见他深通作文之道。

又余班上国文先生为童斐伯章老师。宜兴人。庄严持重,步履不苟,同学以道学先生称之。而上堂则俨若两人,善诙谐,多滑稽,又兼动作,如说滩簧,如演文明戏。一日,讲《史记·刺客列传》,《荆柯刺秦王》。先挟一大地图上讲台,讲至图穷而匕首见一语,师在讲台上翻开地图,逐页翻下,图穷,赫然果有一小刀,师取掷之,远达课堂对面一端之墙上,刀锋直入,不落地。师遂绕讲台速走,效追秦王状。(第64页)

用表演的方式再现文章的内容,是一种很别致的教学方法,以至于七十多年后,钱穆记忆犹新。教学之道,千变万化,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只要有效就好,不必非得讲究那些清规戒律。

最后谈谈作文教学。

余告诸生,出口为言,下笔为文。作文只如说话,口中如何说,笔下即如何写,即为作文。只就口中所欲说者如实写出,遇不识字,可随时发问。一日,下午第一课,命诸生作文。出题为《今天的午饭》。诸生缴卷讫,择一佳者,写黑板上。文云,今天午饭,吃红烧猪肉,味道很好,可惜咸了些。告诸生,说话须有曲折,如此文末一语。(第113页)

又一日,余选林纾《技击余谈》中一故事,由余口述,命诸生记下。今此故事已忘,姑以意说之。有五兄弟,大哥披挂上阵,二哥又披挂上阵,三哥亦披挂上阵,四哥还披挂上阵,五弟随之仍然披挂上阵。诸生皆如所言记下。余告诸生,作文固如同说话,但有时说话可如此,作文却宜求简洁。因在黑板上写林纾原文,虽系文言,诸生一见,皆明其义。余曰:如此写,只一语可尽,你们却写了五句,便太嗦了。

 又一日,命诸生各带石板石笔铅笔及毛边稿纸出校门,至郊外一古墓;苍松近百棵。命诸生各自择坐一树下,静观四围形势景色,各自写下。再围坐,命诸生各有陈述。何处有人忽略了,何处有人遗忘了,何处有人轻重倒置,何处有人先后失次,即据实景互作讨论。

 余又告诸生,今有一景,诸生多未注意。诸生闻头上风声否。因命诸生试各静听,与平口所闻风声有何不同。诸生遂各静听有顷。余又告诸生,此风因穿松针而过,松针细,又多隙,风过其间,其声飒然,与他处不同,此谓松风。试再下笔,能写其仿佛否。诸生各用苦思写出,又经讨论,余为定其高下得失。经半日,夕阳已下,乃扬长而归。如是,诸生乃以作文课为一大乐事。竞问,今日是否又要作文。

 一日,遇雨。余告诸生,今日当作文。但天雨,未能出门。令诸生排坐楼上廊下看雨。问,今日是何种雨。诸生竞答,黄梅雨。问,黄梅雨与其他雨有何不同。诸生各以所知对。令互相讨论,又为评其是非得失。遂命下笔,再互作观摩。如是又半日。

 余又令诸生各述故事。或得之传闻,或经由目睹。或闻自家庭,或传自街坊,或有关附近名胜古迹,桥梁寺庙。择其最动人者,或赴其处踏看,或径下笔。每作一文,必经讨论观摩,各出心裁,必令语语从心中吐出,而又如在目前。诸生皆踊跃,认为作文乃日常人生中一乐事。

如是半年,四年级生毕业,最短者能作白话文两百字以上,最多者能达七八百字,皆能文从字顺,条理明畅。然不从国文课本来,乃从国语课及作文课来。而作文课亦令生活化,令诸生皆不啻如自其口出。此为余半年中所得一大语文教学经验。(第113-114页)

潘新和教授主编的《新课程语文教学论》将获取写作素材、激发写作情绪和随机心理诱导作为写作课堂教学的三要素,而钱穆先生的写作教学都做到了。钱先生所命之题皆源自生活,具体细微,如午饭、树林、风声、黄梅雨,皆是常见之景,常见之物,常见之事,别人习焉不察,而钱穆先生则不然,将其转化为学生的写作素材。对此类事物,学生有真切之感受,自能言之有物。而当今作文,命题多抽象宏大,远离日常生活,学生缺少真切的体验,只能为文造情,为文记诵素材,为文拼凑文字,故多畏作文之难,多以作文为苦。今日,重温钱穆先生的做法,倍觉亲切真诚。

说到写作素材,不少人以为,当今学生,每日吃饭、上学、睡觉,生活极端单调,哪有写作素材可言?其实不然,并不是只有大漠黄沙、花前月下、刀光剑影才能成为写作素材,日常的一切,宇宙之大,蚊蝇之微,皆可成为素材,就看你是否是生活的有心人。以上学路上为例,公交车上有各色人等,路边花木四时不同,这难道不能引起你的写作兴趣吗?

钱穆采用的激发写作情绪的方法是“令诸生排坐楼上廊下看雨”,“命诸生各带石板石笔铅笔及毛边稿纸出校门,至郊外一古墓;苍松近百棵。命诸生各自择坐一树下,静观四围形势景色,各自写下”,即让学生身临其境,注重培养学生观察能力,而不是让学生闭门造车。钱穆随机心理诱导的方法是告诉学生应关注什么,并让学生相互讨论。

钱穆并没有专门研究过教育学、心理学和教学法,但他这些原则和方法,确实符合许多教育理论,这是由多年的教育实践得出的真知,值得重视。

钱穆的《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是一座宝山,有空的话,你也上去转转吧,必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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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识小录15
2016-10-24 19:03
    

读书识小录15

1.英国学者科林伍德说,象牙塔看似高雅精致,却是一种自我囚禁。囚禁在象牙塔里的文艺精英除了自己之外别无可谈,谈完了自己就互为观众。

 

2.《王小波全集第九卷•书信卷》除收录了王小波与李银河的往来书信外,还收录了王小波给刘晓阳等朋友的书信。王小波致李银河的信写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浪漫、甜美、机智,略带些不平、牢骚。李银河曾称王小波为“浪漫骑士”,看这批书信,良有以也。而王小波留美陪读期间写给刘晓阳的信,愤怒,阴暗,自卑,又戾气十足,让我看到了王小波另一个侧面。

1985130日,王小波给刘晓阳的信中写道:“这几天看见老美就不舒服,觉得这伙人全不是好人。中国人我也看不上眼,只觉得想留下来的全是贱骨头。真想负一口气回国去,可是就这么回去没法交代。不知为什么,吃了洋人的窝囊气,分外地不受用。又觉得中国穷,害得我们在外面灰头土脸的盖不住。”

又如1985329日,王小波在给刘晓阳的信中写道:“今天在餐馆,看见美国waiter吃剩菜,吃得津津有味,简直是一群猪。”

再如王小波在刘晓阳的邮件中写道:“我最讨厌托尔斯泰,活那么大岁数,恬不知耻地喋喋不休。孔夫子说:老而不死是为贼,说的就是此等人物。他总算是死了,也不是贼了。这等自封的东正教大牧正,乃是自由派的死敌。”

其他詈骂歹毒、脏话乱飞的段落就不一一具引了。

 

3.王蒙的《活动变人形》。主人公倪吾诚是中国文学画廊中一个独异的形象,他让我想起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钱钟书笔下的方鸿渐,但又跟他们都不一样。倪吾诚是清末民国初年留洋的知识分子,他服膺西方思想,但只学到西方的皮毛,如天天刷牙洗澡等。他对中国社会极端不满,想要改变,但只会夸夸其谈,毫无实践能力,所以无所作为。他很爱妻儿,但不得其法,使得妻儿对他毫无爱意和敬意。他兴趣颇广,涉猎也多,但脑子混乱,知识无系统,个人也无心得,志大才疏,形同废物。

小说的语言依然张扬恣肆繁复,甚至冗杂,是典型的王氏语言,但已相当有节制,跟小说的情节、人物融合得恰到好处。方言的使用增添了地域色彩,也使人物更加真实鲜活。

《活动变人形》的配角,如静珍、静宜、倪藻、倪萍等人,也塑造得很成功。静宜读中学时,被许配给了倪吾诚,然后就退学了。婚后,先是受婆婆的压迫,之后受母亲、姐姐的影响,此外,还要扛起生活的重担,静宜变成了庸俗的家庭主妇。留洋归来的倪吾诚试图把静宜带入城市知识界,但失败了。两人在精神上隔阂极深。

以前曾读过王蒙的一些作品,如《青狐》,并不见佳,以为王蒙是浪得虚名。《活动变人形》让我明白,王蒙确实有出众的才华,是一流作家。

 

4.江青总结了五十年代出现过的一批京剧现代戏失败的教训,认为这些戏没有能站得住,主要是因为质量不够,不能和传统戏抗衡。江青的这个总结是对的。后来她把这种思想发展成十年磨一戏。一个戏磨到十年,是要把人磨死的。但是戏是要“磨”的。萝卜快了不洗泥,是搞不出好戏的。(汪曾祺:关于《沙家浜》)

 

5.杨绛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写道:“钟书是长孙,出嗣个长房。伯父为钟书连夜冒雨到乡间物色得一个壮健的农妇;她是寡妇,遗腹子下地就死了,是现成的好奶妈。”每读至此处,总觉极不舒服。后来读《阿长与〈山海经〉》时恍悟,与鲁迅的大悲悯相比,杨绛的叙述骨子里有种冷酷,虽然她遮掩得很好,但一不留神,就露出来。《阿长与〈山海经〉》的结尾写道:“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6.在网上读到《新京报》上署名“李小明”的书评人写的关于北岛、李陀选编的《给孩子的散文》的书评,气笑了。这类完全狗屁不通的文章,让你无从反驳。比如作者认为不该选鲁迅的《雪》和《好的故事》,而应该选《风筝》,因为他女儿读懂了《风筝》。他还批判李零、陈从周等人,说他们的文章满篇掉书袋。我觉得好的书评人,应该有深厚的学识,有较高的鉴赏能力,对作者有同情之理解,能够指出原作的得失,而不能拿一把狭隘的尺子包打天下,像”李小明“这种书评人写的所谓”书评“,降低了书评的品质,让读者对所谓的”书评“疑窦丛生,以为书评就是骂街。现在好的书评罕见,常见的书评两大类居多:一类是谀文,吹得天花乱坠,估计是书商花钱找人写的软文;还有一类是谤文,跟泼妇骂街一样,蛮横无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7.刘心武的《钟鼓楼》。我偏爱此类写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的作品。每一个普通人都是有故事的,只是我们习焉不察罢了。他们既被大历史裹挟着往前走,又有自己的隐秘的过往经历和内心世界。这部小说只写了19821212日这天上午5点到下午512个小时里,在钟鼓楼一带发生的一系列平凡却很值得玩味的事。小说借薛家办婚礼,表现了生活在大杂院的各色人等的生活,有领导干部、技术人员、编辑,工人,戏曲演员,厨师、医生、农村姑娘、小流氓等,面目各异,鲜活生动。也描写了八十年代初北京城的风物、民俗、饮食等。小说发了不少议论,我认为并不见佳。

 

8.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

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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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写给同学的寄语
2016-07-19 19:18
    

:我担任班主任的高三(5)班的同学嘱我为班级纪念册写篇文章,不限字数和主题,于是写了下面这些内容。

 

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              

——写给同学的寄语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高中已然逝去,并将慢慢远去,直到成为大家心底深处淡然而永恒的印记,永不漫漶。而前方,大学之门轰然打开,一个丰富多彩、满是奇花异果的世界出现在大家眼前,等着大家去采撷品尝。

回溯过往,会发现高中生活的特点是艰苦而专注。高中,就是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各路将士都有绝活,人又多,桥又狭窄,委实不好过。但大家的目标专一,就是过独木桥,拿到对岸山顶的名校录取通知书,所以大家伏案读书,心无旁骛。这种经历让人想起西方神话里金羊毛的故事,无畏的勇士跋山涉水,经历千辛万苦,为的是夺得金羊毛;又仿佛是唐僧跋涉十万八千里,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为的是求取到天竺真经。

唐僧师徒取得真经,回到东土大唐,后复转灵山,被佛祖封为佛或菩萨,小说至此了结。而人生则不然,大学才是大家自己的人生之路的真正起点,因为之前的道路都是他人设定的,我们只能走,无法选。而大学,以及走上社会之后,大家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此时面对的是歧路和穷途:路太多了,不知选哪一条走,是为歧路;无路可走,是为穷途。

九十多年前,大三女生许广平给鲁迅写信,谈及了自己的一些困惑,鲁迅回信中有一段有名的话,论及了歧路和穷途,具引如下;

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若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 (鲁迅、许广平:《两地书》)

我想,今天我们依然有此等困惑,这大概是人类永恒的困惑。先说歧路。高中苦于选择少,大学苦于选择多。站在岔路口,眼前有一条条大路,都通向远方,每一条看起来都很诱人,都想走走,但不见得每条路都那么美好,每条路都适合自己;而且你选定了一条路,就很难再走其他的路。我想最好早点选定适合自己的路,然后一直往前走;老是左顾右盼,犹豫不决,会失掉很多机会。

再说穷途。鲁迅是强者,面对穷途,“在刺丛里姑且走走”。荆棘会扎得人的脚掌鲜血淋淋,再往前走,也不见得就有路,也许最后他会在倒在荆棘丛中。这当然让人钦敬。但我们不见得每个人都是真的猛士,所以面对穷途,不够强悍的人可以学学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多年前,我敬佩的是鲁迅,对王维的选择很不以为然。而今,我依然敬佩鲁迅,但对王维多了一份理解和欣赏。

除了歧路和穷途,人生路上还有很多泥沼。高中及高中以前,大家都在家长设定的道路上行走,无非是校园、家庭,两点一线,这条路单调而安全。大家就像生活在温室里,无风无雨,更无雷霆与冰雹。而当自己独自踏上征程后,会面对很多预想不到的东西,要独自承担和化解。此时,我想起余华的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小说中的世界荒诞而难以理解,但真切的世界也许就是如此,我们不是生活在童话中。

有很多人之前对世界想像得特别美好,那里只有明朗的阳光,只有温馨甜美,没有一丝黑暗和寒冷,所以当他受到生活的一点打击后,就会无法理解和接受,因为他从没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从此之后,怨天尤人,对一点点小小的伤害都耿耿于怀,似乎整个世界都对不起自己,那些或大或小的伤害他们能念叨几十年。我厌恶这样的人,张承志说:“我还记得自己在呀呀学语般地写下第一行诗的时候,就已经厌恶那种鼻涕眼泪的伤疤展览。”我现在也是。

我欣赏汪曾祺和史铁生,面对得失、面对人生困境时,他们有一种从容的风度。汪曾祺遭受的是政治的伤害,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劳动数年,但他随遇而安(汪曾祺有一篇散文,题目就叫《随遇而安》,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他依然爱文学,爱美食,爱草木,爱美景,爱故乡风物,爱旧人旧事,依然以平和的心态待人接物。而史铁生则是遭受了上天的打击,他在活到最狂妄的年龄时,忽然瘫痪了双腿,而他坚忍而从容。上天和社会让他们陷入人生的泥沼,但他们爬了出来,赢得很有风度。“风度”是一个我很喜欢的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从容地面对生活的不如意,不哭天抢地;尽情地享受生活中的美好,爱情、友情、知识、风景,等等。这是我所追求的,也是对大家的期待。

要享受生活中的美好,必须得有钱。从小爱读古诗文,受那些文人墨客的影响,常常鄙薄金钱,以为这很清高。后来,才明白自己多么虚妄无知,多么可笑可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条真理,不仅宏观上成立,微观上也适用。所以大学里一定要学到挣钱的本事。有了足够的钱,你才能享受到很多自由,感受到很多人生的快乐;没有钱,很多愿望就难以实现,甚至举步维艰,处处碰壁。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写道: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关于金钱,李敖先生有三点论述:“第一,你要有一点点钱,你才能够说我一辈子志愿不是吃饱了穿暖了就算了,我还有更高的更伟大的志愿。第二,有没有钱可以决定一个人有没有独来独往的人格。第三,文人有钱腰才能硬。”我深以为然。我想,李敖之所以能骂遍台湾岛,纵横笑傲数十年,著书百余本,跟他颇有钱关系极大。

当然,我并不是说大学里就要拼命地追求钱,我绝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大学里要学会能挣钱的本事。如果空有一腔热血,一肚子愤世嫉俗的怨气,却肩不能扛,手不能提,连自己都养活不了,这人跟废物有什么区别?

除此之外,在大学里大家还应获得广博的知识。在专家当道的年代,我们可以争取做一个“通人”。举凡政治、经济、法律、哲学、文学、历史,等等,都应有所涉猎,不能只懂自己的专业。这些东西不但让我们洞彻很多东西,而且知识本身就可以让我们快乐。比如闲暇时,可以读点古典诗词,这样带来的审美愉悦,是看好莱坞大片无法企及的。

最后,校园爱情很美好很纯净,希望大家能带着真挚的心去谈。如果只是抱着玩玩的心态去谈,对爱情、对对方、对你自己都是一种亵渎。

拉拉杂杂写了这些陈词滥调,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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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识小录14
2016-06-15 12:48
    

读书识小录14

沈从文:“山头夕阳极感动我,水底各色圆石也极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

汪曾祺:“他(沈从文)总是用一种善意的、含情的微笑,来看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到了晚年,喜欢放声大笑,笑得合不拢嘴,且摆动双手作势,真像一个孩子。只有看破一切人事乘除,得失荣辱,全置度外,心地明净无渣滓的人,才能这样畅快地大笑。”                                           

 

毛泽东曾批评新中国的舞台上充斥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这一说法,延续的是“五四”新文化的传统。晚清以降,梁启超等开始批判以帝王为中心的历史写作,“五四”新文化人更是转而关注下层民众的命运。(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第214页)

——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文艺作品的主角是普通的工农兵,如杨子荣、阿庆嫂、白毛女、大春、吴琼花、潘冬子、张嘎、梁生宝。这些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成为几代人的偶像,这是空前绝后的奇迹。后来,舞台又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妖魔鬼怪、豪杰盗匪占据了。

 

毛泽东生前多次同人谈起,他有三个愿望:第二个是骑马沿黄河而上到其源头,再从长江源头顺流而下进行考察。一直到暮年他都不忘此事。

——这真是一个浪漫的设想,毛主席一生都不脱诗人气质。

 

翻一些关于传统建筑的书,大长见识。中国传统建筑形态极其复杂,而我所知甚少。如廊,就有直廊、曲廊、复廊、单面廊、楼廊、回廊等。桥有梁桥、浮桥、索桥、拱桥、曲桥、栈道等。拱桥按材质又可分为石拱桥、木拱桥和砖拱桥,按拱数又可分为单拱、双拱和多拱,按拱的形状,又可分为五边、半圆、尖拱和坦拱等。

 

礼乐文明也许早已被否定和抛弃,但恰恰是这被当做封建陋习的礼,在人们的生活中始终是性命攸关的事情。而听着一个个普通农民讲述着他们对“理”“气”“命”“良心”的理解,我也想起了以前读过的理学书籍。今天的民情人心虽然和几百年前已大不相同,但我约略可以体会,历代大儒的智慧一定是紧紧扣住普通百姓的心性的。他们的思考根本不是故纸堆里的学问,也不是玄而又玄的冥想,而一定是有着深刻的生活意味与政治关怀的哲学思考。(吴飞:《自杀作为中国问题》)

 

释迦牟尼出世以后,割肉喂鹰,投身饲虎的是小乘,渺渺茫茫地说教的倒算是大乘,总是发达起来,我想,那机微就在此。(鲁迅:《三闲集》)

 

宋代养兵多,武器精(发明火器),论军力装备,在当时是世界第一。兵学研究也很发达,兴武举,刻《武经》,极一时之盛。但这个中国兵学最发达的时期,也是中国军事史上最耻辱的时期。(李零:《放虎归山》)

 

唐弢在《述怀》中写道:“平生不羡黄金屋,灯下窗前常自足。购得清河一卷书,古人与我话衷曲。”深得我心。

 

已读文学当然影响甚至决定人们对文学的基本理解。——许子东

 

读《苏轼选集》,苏轼在《上文侍中论榷盐书》云:“私贩法重而官盐贵,则民之贫而懦者,或不食盐。往在浙中,见山谷之人,有数月食无盐者。”

——宋代以富庶著称,是知识分子心目中的黄金时代,而苏轼生活在宋代的巅峰时期,但百姓的生活也不过如此,所以不要神话任何时代。

 

学佛老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苏轼:《答毕仲举书》)

 

又读了一遍王朔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这篇小说是王朔作品里我重读次数最多的。小说上半部分讲的堕落和毁灭,下半部分讲的是救赎和新生。

 

与文人的吟风弄月不同,吴伯箫的《菜园小记》写种菜,写劳动的趣味,清新自然,刚健质朴,远承陶渊明之余绪,下有苇岸(《大地上的事情》)、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李娟(《我的阿勒泰》)诸辈追其足迹。本文曾被收入初中语文教材,不知现在的教材里是否还有?

 

读完《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美)周锡瑞著)。《结语》写道:“本书叙述的主线是现代中国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对一个中国精英家庭几代人的影响。叶家经历了三个非常动荡的时期——19世纪中期的内乱、抗日战争,以及共和国时期的革命运动。每一次社会动荡都耗费了家庭成员的大部分精力,从根本上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职业生涯,虽然每次社会动荡的影响和家庭成员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第420页)书的前半部分较有新意,后半部分在意料之中。

这些年,读了不少名人的家族史,这些作品都或多或少地折射出大时代的变迁。但我们如果以此去判断历史的本来面目,往往会出现巨大偏差,因为毕竟名人是社会的极少数,他们生活在社会的上层。比如叶家子弟可以有奶妈,有保姆,有仆人,而普通人不会有,普通人也许只能当奶妈、保姆、仆人;叶家子弟可以吃到美国糖果、挪威鱼肝油、罐头牛奶,而普通人免于饿死已是万幸了。

我特别希望能读到一部普通人的家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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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土摩托看世界Ⅱ》札记三则
2016-05-14 17:53
    

哈萨克斯坦的重生之路

   《哈萨克斯坦:文明的走廊与战场》《一个哈萨克斯坦村庄的求生之路》,前者宏观,后者微观。撮要如下:

1922年,苏联成立,之后五个中亚斯坦国(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土库曼)被并入其中。当时这五个民族已经相互混居多年,国界早已不存在。这五个国家是被斯大林强行划分出来的。苏联计划经济时代,中亚地区建立了较发达的铁路系统,修建了很多工厂,经济得到发展。但同时这种体制也迫使中亚地区只重点发展几个项目,如牧业、棉花种植、矿产等,降低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多样性。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尚可,有福利住房,天然气通到每家每户。强制推行全民义务教育,女性有了受教育的权利。民众收入虽然不高,但工作稳定,科学家可以专心搞科研,美术家可以专心画画,不必他顾。

1991年哈国人只是抗议政府腐败,没想独立,但是被苏联强行推了出去,不得不独立。刚解体时,哈国一片混乱,各方面都急剧倒退。经济极为困难,大家饭都吃不饱,停水停电停暖气。哈国境内原有5.5亿头牛,苏联解体后的饥荒迫使居民杀牛吃肉,后只剩下1500万头。居民为了取暖甚至把撤走的俄罗斯人留下的公寓的木质门窗屋顶全拆下来烧了。以扎巴格里村为例,村子原有养鸡场、水泥厂等企业,一夜之间,全都关停,村民失去了收入来源。

哈国独立后,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通过大选上台。政治上,他团结境内的俄罗斯人,哈国境内大部分俄罗斯人选择留下来;对穆斯林极端势力非常警惕,禁止穆斯林妇女在公开场合戴那种只露出眼睛的头巾;严厉限制西方人支持的反对派势力的发展。种种有力举措使得国家保持了稳定。在社会治理上,他效仿李光耀,对公共场合吸烟、乱闯红灯等不良行为重罚。教育上,力推“三语教学”(哈萨克语、俄语、英语)。

哈国石油和矿产资源极为丰富。十几年来,得益于居高不下的能源价格,哈国经济每年保持不低于7%的经济增长率,2014GNI(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1850美元。苏联解体前以富庶著称的乌克兰,2014年的GNI(人均国民总收入)为3560美元。但哈国经济结构极为单一,就是靠出口石油和矿产活着,市面上基本没有哈国本土产品。显然,这个国家的经济看起来光鲜,但实际上很脆弱。

扎巴格里村6公里远有个自然保护区,因此一些村民选择了搞生态旅游谋生,还有一些村民以养牛为生,也有一些村民选择去城里打工。

 

查韦斯与委内瑞拉走过的道路

《委内瑞拉的美丽与哀愁》《查韦斯葬礼亲历记》,查韦斯与委内瑞拉走过的道路耐人寻味。撮要如下:委内瑞拉石油资源丰富,是世界上已探明石油储量最丰富的国家,但贫富分化严重,穷人占80%以上。查韦斯以为穷人谋福利为旗号参与竞选,以高票当选。上台后兑现承诺:每升汽油价格低至人民币3分钱;用出口石油赚取的外汇大量进口食品、日用品等商品,以低价出售给穷人;低税收。等等。短期内,穷人生活境遇得到改善。但时间一长,恶果显现。汽油被大量浪费,反正便宜,跟白送差不多。低廉的进口商品使得国内企业无利可图,大量破产,本土制造业完全垮掉。失业率高使得治安急剧恶化,仅首都2012年死于谋杀的就有3400人。低税收,而支出高,使得国家负债情况极其严重,财政难以为继。

政治家和民众要有长远的眼光,不能杀鸡取卵,更不能饮鸩止渴。

 

厄瓜多尔的困境

《谁来保护亚马逊雨林》,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在厄瓜多尔的热带雨林开采石油,造成了极严重的生态危机,后来他们离开了。但厄瓜多尔仍面临一个两难困境:继续开采石油,会破坏热带雨林,不开采石油,又没有别的产业,怎么办?权衡的结果是,继续开采石油。环保的理念大家都懂,但现实世界中有太多的无奈。

文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竞选上台后,每周日都要做一次公开演讲,借此机会向民众阐述自己的执政理念。原来厄瓜多尔大部分商业媒体都掌握在资本家手里,他们都是亲美派,反对科雷亚的民众主义路线。科雷亚觉得自己的想法都被这些收视率极高的电视台曲解了,便利用每周日的演讲向公众解释自己的政治立场,这是他和公众之间唯一的交流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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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北京人吃文断字 (孔庆东)
2016-05-04 20:13
    

北京人吃文断字

                                  孔庆东

按:这是一篇既好玩,又能长见识的文章,值得一读。

 

北京乃文化古都,首善之区,此地的人民识文断字者比较多,这大概是没有什么人反对的。不过,孔和尚20多年前就发现,北京的文化优势不仅体现在识文断字,其首要秘诀乃在于吃文断字也。

说到饭量,北京人是没多少优势可夸的,无论东北人民西北人民华北人民西南人民中南人民,都比北京人能吃。全国八大军区,有六大或者七大军区的饭量都超过北京。北京人在这方面也就有资格看不起上海人而已,说去上海吃饭,刚够塞牙缝的。东北人同意北京人对上海的看法,但要加上一句,到北京吃饭,也就够开胃的,刚刚把馋虫勾上来,饭已经吃完啦。不过根据健康养生理论,北京上海的吃法倒是合乎科学的。特别是北京人,将一个“吃”字发扬光大,“吃”的宾语已经不限于普通食品,而是嘴大吃八方,天地万物,无所不吃。像鲁迅说的“吃人”,周作人说的“吃烈士”,百姓们说的“吃瓦片”,干部们说的“吃老本”,还有电视里常说的“吃透中央精神”之类,咱且不论,今天单说说这个“吃文断字”。

咱们由浅入深,从吃的东西开始说。您注意过没有?北京人把“西红柿”叫做“凶事”,或者“星势”。

“喂,侯大妈,干嘛去您哪?”

“哟,他齐婶儿呀?这不,我买点凶事去!晌午要吃凶事鸡蛋面。”

“噢,您买星势去啊?您瞅我这刚买了一大堆,您早言语一声,我给您顺便带回来不就齐了?您瞅这星势,个顶个小包子似的,多俊哪!”

听出来了吧?西红柿还没做成鸡蛋面呢,就已经被吃了一大口。被吃的部分并不一定是个完整的字,更多的可能是某一字的韵母和另一个字的声母。被破坏掉的家庭再重新组合,就形成了一种新的音节。例如“西红柿”,“西”的韵母吃不吃掉没关系,但要把“红”的声母吃掉,这样一组合,就出来了“凶”,但声调却由“西”来决定,“红”没有发言权,仿佛孩子要随父亲的姓一般。如果把“红”的韵母也吃掉一点,就剩下一个后鼻音,那就出来了“星”。北京人从小就习惯了这种“多吃多占”,千万不要以为北京人的普通话是最好的。上小学的时候,他们看见课本中的“西红柿”,还会一个字一个字地念,那是“识文断字”的需要;等到一长大,他们看见“西红柿”的时候,不再是三个字,而是一个完整的词儿,这个词儿的发音也是现成的,凶事,或者星势。这时候,就进化到“吃文断字”的阶段啦。

您学会了怎么吃“西红柿”之后,基本可以举一反三。比如涮羊肉,就叫“霜肉”;花生豆,就叫“欢豆”;口香糖,就叫“烤恩糖”;摄像头,就叫“上头”;洗衣粉,就叫“洗粉”;北京大学,就叫“本大学”;您家电话如果是82924171,就可以说成是“班儿,卷儿,消,敲”……

所以不论您的普通话多么好,只要不懂“吃文”的秘诀,一到北京,就被发现是外地人。而且您的普通话越好,您就越进入不了北京人民的圈子。当年台湾要派几个特务来炸天安门,知道他们的港台式国语不正规,就命他们每天跟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刻苦学习了一年多的普通话,几乎达到夏青、方明的水平了,然后空投到北京郊区。不料刚进永定门,就被逮了。为什么?因为他们问路时,问的是:“天、安、门,怎么走?”而北京人从来不说“天安门”,北京人把“天安门”叫“天门”!您要是自作聪明以此类推,准以为北京人把“地安门”叫“地门”吧?错啦,“地安门”不叫“地门”,而叫“电门”!您跟着电台学,哪天才能学到这么高的水平啊?就算您天安门、地安门都学会了,那个“怎么走”也必定露馅,因为北京人说“怎么”的时候,那个“么”只做一个口型,很像广东话里“五”的发音,相当于“怎”字发出之后,闭嘴呼气,摆一个面部pose,显得潇洒、有范儿。特务要是能学到这个程度,就不吃特务那碗饭了,改行当语言学家啦。

北京人说话,注重的是整个句子的音乐性,注重的是音节的起伏、平仄、变化,为此就要调整句中字词的具体发音,有时甚至要牺牲一些音节。这本来是文化中心地区的高级语言现象,说话的意义超越了一般的“传递信息”,进入了“艺术表现”。所以用北京话写的小说,语言精彩,适合朗诵,传播范围最广,北京人也每每以此自豪。但万事万物都过犹不及,北京人在自己的圈子里约定俗成,不会误解彼此的语意,一旦与外地人口头交流,则容易造成信息传递障碍。除了抓间谍抓逃犯这种场合,只会增加与外地同胞之间的隔阂。特别是很多公交车的售票员,按照北京人的习惯报站名,外地人往往听不懂,意见很大。这是严重影响首都形象的问题之一,而我发现,多年来没有一位北京市领导注意过这个问题,大概他们从来不乘坐公交车或者大多不是北京人吧。奥运会期间,很多外地人和外国朋友问路,热情的北京市民指点得很详细,可人家经常听不懂,反而是很多大学生志愿者中的外地人,表达得更清楚。

举几个北京售票员报站的例子。比如“广安门”叫“关门”,“玉渊潭”叫“冤潭”,多么顺溜!“白石桥”叫“白r桥儿”,“灯市口”叫“灯r口儿”,中间那个“石”和“市”只摆一个卷舌的舌位,但不发出声来,多么优雅!“八王坟”,叫做“邦坟儿”,八王联合成立了一个邦,坟里还生出个儿子来,外地人真是听不懂啊、那叫一个自卑啊,学了二十年普通话,看了三十年的央视,还是没文化呀。

北京话词汇的重音一般在最后那个字上,讲究的是尾韵悠扬,为了突出这个尾韵,前边就要弱化,甚至尾部也要改造。普通话中的“小营”如果儿化,应该是“小营儿”,可北京人却叫“小爷儿”。北京人有时候把“小姨”都叫“小爷儿”,过分贪图省事,多发个鼻音都不肯。改革开放以来,这个趋势更加明显。老北京人说“醋皮儿”和“醋瓶儿”还是有区别的,而现在北京胡同里的孩子,“瓶”和“皮”经过儿化以后的发音居然是一样的了。很多语言学家虽然注意到了这个语音问题,写了若干论文,画了若干曲线,统计了若干数字,但因为专业划分太狭窄,不能打通语音和语意,不能从文化上加以阐释,科研成果也就不可能转化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具体方针政策也。北大林焘 和沈炯教授的《北京话儿化韵的语音分歧》(《中国语文》1995年第三期)是一篇很好的参考论文,经过北大中文系对北京市25个点,449人的调查分析,80%的北京人对“把儿”和“瓣儿”的发音是一样的,“小褂儿”和“小罐儿”的发音也是一样的。还有很多人把“小车儿”说成“小吃儿”,“娘儿俩”说成“泥儿俩”,把“跳绳儿”说成“跳神儿”,这样说的本来多是文化低的普通市民,但近年来很多缺乏语言学知识的文化名人也这样说,企图表示自己是正宗的北京人,因此颇有扩大化的趋向也。

有的语言学家说,北京人把太阳叫“老爷儿”,是为了表示对太阳的崇拜,像尊重爷爷一样尊重太阳,这恐怕是望文生义的鲁莽推理。其实北京人说的是“老阳儿”,表示亲切随便而已,至今一些郊区的老人还这么叫。但由于贪图发音省事,逐渐把韵腹a给省略掉了,就变成了“爷儿”的音。这么发音,北京人自己觉得很俏皮,很机灵,而外地人听起来,未免感觉有些轻佻,有些夜郎自大。更主要的,是信息无法沟通。比如一个外地人要到“霍营”去,售票员报出“火爷儿”时,乘客怎么能知道这就是自己要到达的那一站呢?

所以孔和尚曾经说,全国省会以上的大城市中,报站最好的是广州,最差的是北京。广州人知道自己普通话不好,所以非常认真,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下一见,系广究火切见啦。”即使发音差到这种地步,你仍然明白到了什么站。北京人绝大多数都认为自己天生说的就是“标准普通话”,所以最不认真。有一条公交线路上有三个站:竹园、菊园、植物园,北京的售票员报出来都差不多是“竹园儿到啦”,要说差别,用北京话讲,仔细听也略微有那么“一星半点儿的”,但外地乘客十有八九要“崴泥”。这种“报站文化”,能听懂的承认那是俏皮的艺术,听不懂的感觉那就是嘴里含着个鞋垫儿,想吐又吐不出来,难受死了。

有一次我去北京音乐厅,上车后就问年青的女售票员该到哪站下。售票员扬起秀气的面孔,清脆地说:“就到稀了糊通。”我奇怪地问:“到哪儿?”她说:“稀了糊通!”我追问:“麻烦您再说一遍,什么站?”她睁着水灵灵的大眼睛,奇怪地看着我:“就到稀了糊通啊!”我不好意思再问了,开动俺这北大博士的脑袋,把脑浆子晃了七八个周天,终于恍然大悟,原来她说的是“西绒线胡同东”!天哪,把“毛主席”说成“毛r席”,把“孙悟空”说成“松空”,这都可以理解,好家伙,您把“西绒线胡同东”六个字愣给合并成“稀了糊通”,这是得多少语言学家联合攻关才能解决的高科技难题啊。

既然话说到这儿,孔和尚顺便给外地朋友再提供若干北京话的常用站名儿吧。西二旗——线儿旗,西三旗——仙旗,珠市口——珠儿口儿,体育大学——颓大学,清华西门——蛆娃修门,永安里——冤里,平安里——骈里,大望路——肚昂路,大北窑——大比獒,木樨地——墓地,五棵松——武松,圆明园——圆蜜庵儿,动物园——动员儿,蓝旗营——兰情儿,长安街——馋街,南长街——南城斤儿,北小街——表鸡儿……以上仅是孔和尚经常去的并且当场认真记录的,此外还有很多,您就举一反八,活学活用吧。

语言交际实践中,适当的“吃文断字”是合理的,普通话和其他方言都存在这种现象。例如巴蜀方言把“作啥子”急读就成了“zua子”,东北方言把“干啥去”急读就成了“尬蛤气”,港台国语把“这样子”急读成“酱紫”。台湾把某个粗口词,音转成“哇塞”,北京话把“丫头养的”简化成“丫挺的”再简化成“丫的”和“丫”,淡化了不文明的意味。只要不影响信息传递,都应顺其自然。但孔和尚既然居住在据说很伟大的北京,就希望北京人带头说一口标准的、全国人民都听得懂的普通话,不要自以为天生标准,实际上人家听了很侉,结果搞得彼此都“稀了糊通”,隔阂越来越深,那可就早晚要出“凶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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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识小录13
2016-05-03 19:27
    

读书识小录13

诗人蔡其矫说:“任何企图进入艺术王国的人,都应该有大师引路,让自己的大师领着走进那个精神王国。没有大师的引路是不行的。第一位引我走进诗歌王国的大师就是惠特曼,第二位是聂鲁达……”(北岛:《青灯》,第74页)

你是从哪条幽暗的小径步入艺术王国的?你的引路人是谁?

 

金庸的《连城诀》描绘了一个漆黑的世界,只在结尾点亮了一根蜡烛。又重读了一遍,依然是感到彻骨的寒冷。小说的结尾写道:

他不愿再在江湖上厮混,他要找一个人迹不到的荒僻之地,将空心菜养大成人。他回到了藏边的雪谷。鹅毛般的大雪又开始飘下,来到了昔日的山洞前。突然之间,远远望见山洞前站着一个少女。那是水笙!她满脸欢笑,向他飞奔过来,叫道:“我等了你这么久!我知道你终于会回来的。”

 

 

 清明节,苇岸在《大地上的事情》中写道:

作为节气,清明非常普通,它的本义为,“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但在二十四节气中清明后来例外地拥有了双重身份:即它已越过农事与农业,而演变成了一个与华夏人人相关的民间传统节日。就我来说,清明是与童年跟随祖母上坟的经历和杜牧那首凄美的诗连在一起的,它们奠定了我对清明初始的与基本的感知、印象和认识。我想未来也许只有清明还能使已完全弃绝于自然而进入“数字化生存”的人们,想起古老(永恒)的二十四节气。

二十四节气的神奇、信誉与不朽的经典性质,在于它的准确甚至导致了人们这样的认识:天况、气象、物候在随着一个个节气的更番而准时改变。与立春和立秋类同,清明也是一个敏感的、凸显的显性节气,且富于神秘、诡异气氛。也许因其已经演变为节日,故清明的天况往往出人意外地与它的词义相反(这在二十四节气里是个特例),而同这一节日的特定人文蕴涵紧密关联。在我的经验里,清明多冽风、冥晦或阴雨;仿佛清明天然就是“鬼节”,天然就是阳间与阴界衔接、生者与亡灵呼应的日子。

 

 

南京大学的公开课《理解马克思》面面俱到,但内容太浅了,适合那些对马克思所知甚少的人听,对我帮助并不大。我还是继续啃马克思的原著吧。《资本论》又厚又硬,牙都快硌掉了,是真啃不动了,就咬嚼两口《德意志意识形态》吧。

 

1942年,向达致傅斯年信:“张大千以一江湖画家,盘踞此间,已历年余,组合十余人,作临摹工作,任意勾勒原画,以便描摹,损坏画面,毫不顾惜。且以洞窟作为卧室,镇日关锁,游人裹足。尤其令人愤慨者,为擅自剥离壁画。张氏崇拜北魏、隋、唐,遂以为宋以下无一可取,凡属北魏、隋、唐原开而经宋元重修者,辄大刀阔斧,将宋元壁画砍去,以求发见隋、唐作品年号、题识,唯日孜孜,若恐不及。似此更二三年,千佛洞遭罹浩劫,将不知伊于胡底矣!”(《永远的敦煌》,第131页)事关张大千。

 

读张者的长篇小说《桃夭》。《桃夭》的语言是小报的语言,是《知音》的语言,粗糙不堪又夺人眼球。当代有好些小说不讲究语言,汪曾祺先生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是小说的本体而不是形式。语言平庸的小说我是不会读第二遍的。

 

我手头的这本《黄金时代》是花城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1次印刷的版本。看书后的字迹,我上一次通读是2007年。抽时间重读了一遍,小说用性来解构革命、解构政治、解构传统,文字简洁,叙事啰嗦,时不时带点黑色幽默,也是一种风格。小说显然被过誉了,兹不赘言。

初读时眼界尚窄,阅历尚少,阅后大为震撼。此次重读印象较深的只有下面这段:

好多年前,我在京郊插队时,常常在秋天走路回家,路长得走不完。我心里紧绷绷,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也不知走完了路以后干什么。路边全是高高的杨树,风过处无数落叶就如一场黄金雨从天顶飘落。风声呼啸,时紧时松。风把道沟里的落叶吹出来,像金色的潮水涌过路面。我一个人走着,前后不见一个人。忽然之间,我的心里开始松动。走着走着,觉得要头朝下坠入蓝天,两边纷纷的落叶好像天国金色的大门。我心里一荡,一些诗句涌上心头。就在这一瞬间,我解脱了一切苦恼,回到存在本身。——《三十而立》

 

要知道那些不学无术的人过去用拉肢架和火刑架镇压他们害怕的意见,现在早已放弃不用了;他们现在发明了一种更恶毒的毁灭武器——说俏皮话。(毛姆:《刀锋》,第327页)网络时代,任何严肃的话题,都被会段子手的俏皮话彻底消解,大家哈哈一笑,收场大吉。

 

读田松的《警惕科学》。作者是典型的反科学文化人,他自己也不讳言,甚至为此自豪。这是本奇书,作者反对人喝牛奶,认为现在大家喝牛奶是大型奶业公司的阴谋,除此之外,作者还反对转基因,反对核电,反对水电,反对碘盐,反对化工,,反正整个工业文明,书里他力撑的只有中医。翻完这本书,基本了解了那些反科学的记者、主持人、文科教授、娱乐明星的思维方式和知识水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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