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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读《论语》之“直在其中”
2015-01-17 14:25

三读《论语》之“直在其中”

 

   学生们读《论语·子路》时,还有一处大不解: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这则的主要意思就是,父亲偷了羊(犯了罪),儿子为他隐瞒的,在孔子看来,是正直的人。 许多学生手中的“海风版”解读,直接斥道“这在今天是不可取的”。或者可以说,按照现代“法制观念”来看,这是“糟粕”。

那么,学者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距离孔子年代最近的亚圣孟子,是以更具体的例子来支持孔子的对“直”的认识的: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

孟子曰:“执之而已矣。”

然则舜不禁与?”

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则舜如之何?”

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䜣然,乐而忘天下。”

这个故事,当然是基于假设:舜是儒家奉为圣君,可是却有一个相当恶劣的爹——瞽瞍,桃应假设瞽瞍如果杀了人,身为大法官的皋陶应该咋办。孟子说,逮捕他就是了;而舜是不能阻止皋陶的执法行为的。然而,舜却可以像抛弃旧鞋子一样地抛弃天子的位子,偷偷地背着父亲,逃到遥远的海滨,快乐地尽孝,而忘了曾经拥有天下。

这就是典型的“圣人”在情与法的矛盾中所取的态度——不动用权力干预司法,却以布衣之身尽孝道。

儒家为什么要把“孝悌之义”当做治国之本,甚至把父子相隐作为正直的榜样呢?是否像某些人说的,“这在今天是不可取的”?

李泽厚先生说,“这是个值得研究的大问题”,我赞成。此中之“大”,在于社会伦理与法律制度,何者更重要的问题。

李泽厚先生是这样认为的:

孔孟坚持的氏族政治,家为重,“孝慈”居首。孟子有父亲杀人,儿子(舜)可携父逃亡的说法。后世情况变了,儒家也有“大义灭亲”“忠孝不能两全”等提法。在现代社会,这当然违反法治,构成伪证罪,却又是人情,在现实中仍可以看到。这涉及社会学、心理学好些问题。中国传统法律允许家人一定程度内的隐瞒。从社会学说,这是重视家庭作为社会基础的巩固;从心理学说,这是重培育情感高于其他。因此所谓“直”“正直”在这里就并不是法律是非、社会正义的含义,凸现了社会性公德与宗教性私德的差异及其冲突。

其实,当李泽厚先生说的说法,还忽略了一点考察:法律,是否一直都能代表“社会性公德”与“社会正义”?

中国古代的法家,想将法的至高无上树立起来,但正如商鞅的悲剧一样,换了一个王,他就死定了,所谓正义,也就瞬间破碎。而儒家,却在人类最朴素的孝慈情感中,找到了支撑点,反而走得久远。这是历史证明过的。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漫长的专制体制下,所谓“王法”,并不能说是符合大众利益的正义的法,鲁迅先生就揭露出真相,就民众而言,守法而安生立命,也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因为民众几乎没有厘定规则的权利(即立法权);于是,就历史来看,法不能代表社会正义,那么,一个社会的正义自然要向更可靠的领域去寻求,儒家所寻得的,便是“伦常”。

至于现代社会,且不说在某些国家动乱年代的罪名着实是践踏人伦甚至罔顾正义,就算是西方宪政制度下,不也有许多与正义冲突的法律么?如美国历史上的移民歧视,当今的枪支泛滥,曾酿就太多悲剧,但都是法律支持的呀!西方宪政,基于社会契约精神,而契约,又与利益的妥协与互惠紧密相连,契约,最多只是相对公平,这种相对性,也随时会被此消彼长的形势给打破,法国最近的“查理周刊”被袭击的事件所反映的文明冲突,也再一次拷问一个多元社会的“正义”。

法律及其执行过程的正义性,如果不能得到保证,那么,对于“法”的忠诚,自然不必坚守。那么,人坚守什么才是“正直的人”?

有人悲观地说,无解的。我也无力求解;只能说,儒家向伦理中寻求恒常的正义,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而且,这种合理性,不是只在“封建社会”,而是,可以指向遥远的未来。我们或许不必独尊之,但更不可轻易抛弃之。

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多年前的一件事,我听取一场演讲会,一位“模范教师”谈自己为了给高三学生做课后辅导,而将生病的五岁女儿单独留在家中,结果,女儿夭折了;而她,成了“模范”。

虽然我很同情这位老师,但我却可以站在她女儿立场上痛恨她,也站在所有为人母者的立场上鄙视她——一个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能呵护的女人,凭什么人们会相信她能呵护别人的孩子的成长?而如果她是因女儿的夭折而成名(事实上这正是她演讲的主要事迹),还要号召教师们都向她学习,那么,这事就更卑鄙了。

为了她所说的“党的教育事业”,牺牲女儿,牺牲人伦,这样的人,我真的很怀疑她的“正直”。

由此看来,对于人伦的倚重,实在是一种大智慧。

 

分类:三读《论语》 | 阅读(2363) |评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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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杨卫民:

    新近的“陆勇案”也是一个典型案例:一个慢性白血病患者,为自己也为病友,购买未经我国相关部门审批的廉价而有效的印度药品,以维持生命,遭到起诉。

    就法律而言,他是违法了;但如果将他投入牢狱,难道是社会正义的体现么?如果他有子女竟然去“证之”(主动揭发),这算还是个“人”吗?

    由此观之,“直在其中”,意义甚大!

  • 贺佳:

    杨老师,个人以为商鞅的悲剧应该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不是“法”的问题:毕竟商鞅被车裂后,他所制定的“法”基本没废。历史上很多成事者也没几个真正的儒者,不少都是披着“儒家”的外衣,行的“法家”之道,美其名曰“外儒内法”,如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曾国藩等。另,我倒觉得题中的某老师,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一种当机立断的牺牲精神。依照中国传统价值观,很多时候人会面临两难时需要选择,当私人利益与非私人利益冲突时,选择利他应该算是一种美德。

  • 杨卫民:

    贺佳老师,商鞅的悲剧的确是政治斗争,但当时的“法”与政治斗争无关么?这恐怕还要考察;他被车裂,“法”的确基本保留,但“法”的正义性却崩塌了——如果无论对善恶之人,“严刑峻法”都一样要惩治,那么法的正义性何在呢?——我在文中讨论的不是法的实用性,而是正义性啊!

  • 杨卫民:

    至于那个老师,她不是在同样可贵的两个生命中作抉择而“当机立断”,她是为辅导学生而忽略了生病的女儿,这是“当机立断”的事吗?如果你稍有些围棋知识,应该知道何为“急所”,为学生的成绩提高(假设她的辅导真能立竿见影的话),付出女儿生命的代价,这是怎样的“利他”?且不说儒家的推己及人是有序的爱,仅就成绩与生命二者相比,怎可为成绩而废生命?

    壮士断腕,是为求取更高的价值;成绩与生命,哪个是更高的价值,难道需要辨析么?

  • 贺佳: 法的正义性一个很大的考量是程序正义,若是程序正义,那因人的善恶来调整具体执行是很难的,西方国家也不例外。当然,个体案例依当地传统与具体案情及法官素质等有关。杨老师,正义的考量确实应该注意考虑动机,还有手段、效果。然法的最大正义性应该是程序正义啊,而不是动机正义啊。就像这位老师,她在不知道如何选择(二者冲突)的情况下,选择成全他人难道这不是一种美德吗。我们尊重成全自己,但社会不应该鼓励成全他人吗?就像多年前的“范跑跑”,我个人倒觉得他跑无所谓,可是逢人就说“我就是要跑,还要带头跑,就要跑那么帅”应该是不对的吧。
  • 贺佳: 对了,忘了承认我不懂围棋。我理解的儒家思想应该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慎施于人。且这应属于一种个性修养思想。我始终觉得孔子的爱的有序性只具有相对合理性,我们可有尊重这种思想,但不能强化。比如,依照爱的有序性:老婆和老娘掉河里先救谁,儿子和女儿掉水里先救谁,大儿子和小儿子呢,等等,太多了。一些科学研究表明:爱是自私的,确实也是有序的,还有程度差异。但似乎到现在也没有哪个序列是最正确的。政治宣传的秩序大多具有意识形态特点,要考虑到这种价值观对社会的导向作用、对人性的净化作用等,这好像也是共识了。国家尊重个人正当人性化需求,并不反对既利己又利人,强烈反对甚至依法处置损人利己,鼓励倡导舍己为人。这似乎是全球文明国家的通行做法吧。很少听说有哪个国家鼓励倡导舍人为己。我仍然认为某老师当机立断的牺牲精神是值得学习的。为了维护别人孩子的利益牺牲了维护自己孩子利益的机会。可惜的是,这位老师并不知如何正确处理利益(价值)冲突,只会简单的选择牺牲(至少在本例中这位老师可以有很多其他选择一样可以解决这些冲突,牺牲并非唯一解),这才是需要我们反思的,而不是批评这位老师不该牺牲。
  • 杨卫民: 贺佳老师,你说“法的最大正义性应该是程序正义”,这一点,是你的《法学原理》老师或教材的观点么?因为学过这个观点,就认定它如同公理,是这样吗?我不是这样的一个学习者,我会将自己所读到的很多东西联系起来,去质疑一些所谓“公理”,以便认识它的局限性。
    法律,其实有一个“法律文化”或称“法律哲学”的问题。你也许知道中华民国时期有一位可称作中国现代法学开创者的人物——吴经熊,他的法学研究, 在方法论上是讲求科学性的,而思想视域上则有着一个人文主义者的广阔与悲悯。 通过对东西方法律传统的观察与权衡,他提出一个跨越东西方的法律发展的更高的目标,这就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法律如何尽可能地促进并充实人生的价值,并随时随地提高人生的意义?在他看来,法律是促进文化之工具,而道德不过是组成文化的一分子,是法律所应承认并予以保障的诸多利益中的一种,而当这些利益相互冲突时,法律应当“两害相权取其轻”。
    如果你读一读吴经熊的传记,很可能对法的正义性问题,有些新的认识吧!而《论语》中孔子被人称作“天以之为木铎”的意义也在这里,没有伦理情怀的法家,终究是“器”,而“正义”却要求“君子不器”。此中境界,也许不是法律课上教授过的,但确是法之源头。
  • 杨卫民: 至于那位老师,我不批评她的牺牲,我说了,我同情她;我批评的是,有关部门号召向她学习这一事。理由我已充分阐述,不再重复。
    国家机器倡导牺牲个体的利他的“超道德”,常常导致人性的“异化”,而非“净化”。这是被大量事实证明的,不是吗?
  • 杨卫民: 你说,很少听说有哪个国家鼓励倡导舍人为己。对,但这正因为自爱是天性,无须大力倡导。
    杨朱之“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其间的合理性,正是与当今世界的人权思想相一致的。国家鼓励公民利用法律保障自己的权利,推而广之,所有的公民权利才可能得以保障,不是吗?
    而我们与国际接轨的种种规则,如《知识产权保护法》之类的,不就是主观“为己”,客观上可能“损人”,而最终可以让人类文明更有序发展的法律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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